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这支队伍转战14个省份,穿越雪山草地,克服饥饿、寒冷与伤病,最终完成战略大转移。长征的成功,使中国革命从危急走向转机。“红军不怕远征难,万水千山只等闲。”这一壮举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。90年来,长征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血脉,激励一代代中国人迎难而上、勇往直前。从本期起,本版开设“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”专栏,回顾峥嵘岁月、弘扬宝贵精神,从党的长征奋斗史中汲取团结奋斗、致力复兴的动力。
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90年前,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,经过艰苦跋涉,在陕甘宁地区胜利会师,将濒临绝境的中国革命引入光明大道。长征的胜利,是党和红军的胜利,是理想信念的胜利,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胜利。红军能战胜强敌、克服险阻,关键在于党始终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生命线,积极在将士中开展教育,从而为长征胜利筑起牢固的精神防线。
强化理想信念教育,树立必胜信念
长征开始前,中共中央已意识到,在敌人残酷打击下,党内可能出现悲观情绪,因此要求“在政治工作上一切须适应目前运动战的需要,以保证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”(《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》第1卷,中央文献出版社、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,第69页)。为此,1934年10月,红军总政治部就长征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下达指令:应从政治上激发部队的战斗精神,充分解释行动目的,利用各种机会和方法加强教育,“特别是行军时的政治工作,针对红色战士的情绪、疑问与不了解,进行不断的解释与教育”(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(1921—1949)》第12册,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,第95页),从而“兴奋全体战士准备进入反攻的战斗精神与对胜利的信心,反对一切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动摇”(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:文献(1)》,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,第67页),“反对任何悲观动摇的情绪,百倍团结与巩固部队”(《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·军事系统》第13册,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,第3950页)。
总政治部要求所有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发扬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,利用行军间隙、宿营休整、战地集会等零散时间,灵活开展理论宣讲和思想政治教育,并在每次重要作战阶段发布政治训令。广大政工人员、党员骨干作为教育主力,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,开展思想政治工作,从而增强战士的作战意志和胜利信心,最大限度提升部队战斗力。他们向红军将士深刻阐述共产主义信仰,解释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方向,明确红军北上抗日、救国救民的使命,使将士对斗争环境和必胜前景有清晰认识和坚定信心。
当中央红军抵达湘江、准备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,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下达《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》,要求政治工作人员“应与指挥员一起征服为完成战斗任务上的一切客观困难,并最高限度的提高全体红色军人的战斗精神、顽强抗战及其坚定性”(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:文献(1)》,第159页)。可以说,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为鼓舞红军战斗意志、突破敌军封锁奠定了基础。
在娄山关战斗中,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在战前动员中提出“轻伤不下火线”“重伤不哭”“不占娄山非好汉”口号,激励了战士斗志(《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一方面军卷(4)》,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,第1601页)。飞夺泸定桥时,22名突击队员以血肉之躯抵挡炮火,为突破封锁争取了时间。《红星》报专门将此事印发全军,号召向勇士学习,进一步鼓舞胜利斗志。这些行动让红军将士深刻认识到自身使命,激发斗争意识,在思想深处树立不怕牺牲、艰苦奋斗、革命到底的信念。
长征途中,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还体现在及时传达和学习重要会议精神上。遵义会议后,红军内部开展了传达和学习会议决议的活动。为让全体指战员了解决议,《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》提出“一定以最大的努力向全体战士进行充分的解释,……最大的提高全体党员和红色战士的积极性”(《红星》报长征专号,1935年2月19日第10期)。同时,向他们讲解“中国苏维埃运动有着浓厚的历史的泉源,中国苏维埃运动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”(《遵义会议资料汇编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,第32页)。通过学习教育,广大红军将士逐步克服负面情绪,以振奋状态投入新战斗。坚定的理想信念,是红军战胜一切困难、抵御风险的精神底气,是长征胜利的根本思想保证。
强化革命纪律教育,锻造过硬队伍
严明的革命纪律,是红军区别于旧军队的鲜明标志,是赢得民心、团结一致的重要保障,也是长征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。在长征过程中,中共中央、总政治部持续强化政治纪律、群众纪律教育,通过各种形式加强革命纪律教育,打造纪律严明、作风优良的革命队伍。
突出政治纪律教育,确保长征胜利前途。长征途中,党中央始终将政治纪律教育放在首位,明确红军必须无条件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、坚决执行战略部署与作战命令。党提出“必须最高度的加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,提高与巩固部队的纪律,必须与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作严格的斗争”等要求(《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(7)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、江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,第3268页)。总政治部指出,红军全体指战员应“铁一般的团结在中央的战略方针周围”(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:文献(2)》,第125页)。为加强团结,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,特别是破坏军事纪律与自由行动的现象。《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》号召全体党员和红军将士坚决拥护中央政治局决议,“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,一定能团结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,领导全体红军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”。
加强群众纪律教育,筑牢军民鱼水情谊根基。长征时期,红军处于高度机动行军状态,若缺乏严格纪律约束,易出现侵占群众利益等问题,不仅削弱战斗力,还影响群众对党和红军的信任与支持。为此,红军规定各团司令部、政治处应协同进行纪律检查。同时,成立纪律检查队,检查各部队纪律,克服一切侵害群众、脱离群众行为。总政治部还提出,为取得胜利,必须有严肃军纪和广泛群众工作,从而“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……坚决与脱离群众、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”(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:文献(1)》,第69页)。
广大政工人员耐心教育每位红军战士严守群众纪律,不强买、不乱打土豪,切实维护群众利益。1935年9月,毛泽东专门就部队严整纪律致电彭德怀等人,要求处理群众财产等问题时必须严守纪律,违者严处(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:文献(4)》,第12页)。当红军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地时,总政治部强调要严肃民族纪律,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骚扰。购买群众粮食时,要求足额付款,不能强迫购买,严禁侵犯少数民族群众利益。
强化政策策略教育,筑牢胜利根基
长征的胜利,不仅是坚定信念、严明纪律的胜利,更是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策略的胜利。面对复杂革命形势,党始终将政策策略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抓手,教育引导全体红军官兵牢记党的民族政策、群众政策、统战策略,精准把握革命方向、灵活应对各类问题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
开展民族政策教育,妥善处理民族问题。红军长征途中经过不少少数民族聚居区,因此必须实行正确民族政策,取得少数民族群众支持与拥护。总政治部提出,必须向全体战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,绝对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、风俗和习惯,强调正确民族政策不仅能顺利实现战略方针,还能吸引千百万少数民族加入革命。为此,1935年5月,总政治部发布《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》,明确要求向全体战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要性,绝对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和风俗习惯。同时,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红军的民族自主、民族平等政策。
开展群众工作政策教育,精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。为加强群众工作,1935年1月,总政治部发出《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》,强调要了解与满足当地广大群众的要求,“从而最大胆的广泛的发动群众”。提出要充分利用布告、群众会议、宣传队等方式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和动员,从而迅速、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,配合红军作战,建立革命政权(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》第10册,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,第448~451页)。这为加强地方工作、群众工作指明了方向,推动了红军基层群众工作的开展。
开展统一战线与对敌斗争策略教育。面对复杂国内形势,党中央不断加强对红军将士的统一战线政策与灵活对敌策略教育,同时采取多种方式,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借内战压迫民众、实行独裁统治的真实面目,分化瓦解敌方力量。1935年6月,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号召,指出目前中国唯一的救法,只有团结一切反日反蒋的民众,站在一条战线上来,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(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:文献(3)》,第70页)。总之,红军在长征途中不断加强政策策略教育,团结各方力量,争取各界群众广泛支持,从而为长征胜利奠定坚实基础。
(作者:李传兵,系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、教授,中国共产党人“心学”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端智库研究员)